刘以宾

   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报道：7月20日，在广东考察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企业家座谈时说：“企业要认真贯彻国家政策，关心社会，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。企业家不仅要懂经营、会管理，企业家的身上还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。” 与“仰望星空”一样，总理的这段话在中国企业家心中激起阵阵涟漪，上海振华港机（集团）公司总裁管彤贤对媒体说：“总理提到‘道德的血液’，其实是向企业界提出了‘义’的问题。”笔者觉得，此说不仅给了企业家道德一个十分准确的定位，而且一语道破几乎是困扰所有企业家的一大难题：如何正确看待、对待义与利的关系。

　　古人云：“天下之事，惟义利而已”。重义轻利、贵义贱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，正所谓“君子之为君子，善之为善，则在于为义”。既然“为义”是善或君子的价值标准，那么“义”也就成了古往今来人世间最可宝贵、最受尊崇景仰的东西。然而，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”，“利润最大化”是企业的生存法则，“赚钱”是衡量企业家成败的核心标准，故此可以说，没有哪一个社会群体会象企业家这样，时刻被义、利的矛盾冲突所环绕、所困惑。诚然，不同的企业家，对义、利关系的看法和处理不同，四川汶川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即为例证，然而从整体而言，中国企业家的现实状态是不尽如人意的，或许这正是温总理“道德血液”说的由来。

　　北京一家机构曾作过一项关于企业家形象的调查，结果显示，作为智慧分子群体呈现在公众面前的，“谋略性”成为中外企业家的主要特征。中国企业家的“艰苦奋斗”精神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但与外国企业家相比，中国企业家的“道德”和“外在形象”上的负面性和差距则十分突出，这深深影响了公众或消费者对他们的印象。中国企业家形象得分为66.3分，低于外国企业家的74.5分。中外企业家相互比较时，中国企业家较为缺少的是一种气质、公信力和个人魅力。

　　对于温家宝总理如此郑重地提出“道德的血液”，笔者对其目的和针对性有以下两点猜测：其一，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；其二，对中国企业家队伍健康成长的殷切希冀。

　　市场的主体是企业，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家。假如以公众关注度、社会影响力标准做一个排行榜，企业家群体要么位列第一，要么紧随官员而居第二。何以见得？其一，如今很多企业都重视企业文化，其实所有企业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。一方面，企业文化也是“老板文化”，往往是企业家个人人生哲学、价值观、行为风格的写照；另一方面，企业文化深刻影响着企业所有员工的思想和行为。所有企业员工的相加，在全国总人口中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例。其二，由于拥有对媒体很大的利用权甚至支配权，由于在商品社会中人们往往将企业家视为成功的化身和行为的楷模，企业家对公众乃至整个社会无时无刻不在直接施加着影响。例如，继两年前《潘石屹的博客》出版后，潘石屹又一本新书《我用一生去寻找》今年4月面世，书中全面展现了作者对人生、成功、财富、世界观、亲情、爱情等方面的思考和感悟。笔者绝无意暗指潘石屹在道德和外在形象上有什么“负面性”，仅仅是想说，企业家尤其知名度高的企业家的一本书、一个电视采访、一次讲演，都会对社会公众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：要么是正面影响，要么是负面影响，当今社会所需要的，无疑是正面影响。

　　曾读到《南风窗》一篇题为“站在道德之巅”的文章，该文以纪实手法详述了三位道德伟人的事迹，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是把政治奠基于道德之上的乔治?华盛顿。诚然，企业家与政治家有不同的成长逻辑，但道德水平事关公众形象、公众形象决定消费者认可、消费者认可成就企业家，诠释这样的企业家成长逻辑的实例在当今中国俯拾皆是。如今是一个需要企业家的时代，拥有一个能与世界最高水平看齐的中国企业家群体，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国走向强盛的必要条件。正是基于这一点，总理才会在深谙企业家成长规律的基础上，对他们提出深切的道德期望。正因为企业家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群体，政府、社会乃至历史以及后世才对他们“血液”的构成有着一些特殊的要求和希望。在他们的血液中，智慧、谋略、创新等等虽然不可少，但道德却是第一元素。假如这一元素不能达标甚至变异，就有罹患“血液病”的可能，而稍懂医学常识的人都清楚，血液病非同小可。